上海刑事律师

        司法实践中，很多情形下审结的刑事案件往往并没有真正案结事了，罪犯被绳之以法，国家在对孤立的个人发起的战争中获胜了，可是那个直接的受害者或者死去的受害者留下的身后人，即使有那看似足以弥补被侵犯权利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，却往往一无所获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际上沦为虚化的海市蜃楼。自然人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主要存在于普通刑事犯罪，而普通刑事犯罪的罪犯往往处于社会经济的底层，他们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，导致很多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只能“打白条”。

　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专家学者从程序、实体、执行、国家补偿，甚至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想了很多对策，笔者大都深表赞同，但笔者认为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办法还是应该从罪犯本身入手。

　　■以服刑罪犯的劳动报酬进行民事赔偿的可行性

　　没钱确实无法赔偿，可是目前没钱不代表永远没钱，罪犯之所以没钱，往往是他们好逸恶劳、挥霍无度的生活习惯导致的，只要改变这种生活习惯，一个身心健康的犯罪分子和普通人一样可以创造财富，即便是在服刑期间。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了罪犯在服刑期间应当进行劳动改造，而且还确立了罪犯劳动报酬制度。《监狱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:“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”。这一规定已经明确了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有劳动所得，这就意味着也许罪犯在被判赔的时候没钱，但只要生命尚存，在被判赔之后还是可以创造财富的。此外，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吃、穿、住等日常生活开销主要靠国家财政供给，这就是说，罪犯的劳动所得不需要像普通人那样用于各种生存需要，大部分是可以留下来用于履行赔偿义务的。

　　■以服刑罪犯的劳动报酬进行民事赔偿的必要性

　　首先，这是对被害人权利进行救济的公平举措。被害人因罪犯的犯罪行为造成物质损失，救济这种权利或者说恢复这种被侵犯的权利，毫无疑问是罪犯自身所无法推卸的责任。民事欠债尚须无理由地还钱，何况更严重的犯罪导致的欠债。当罪犯的犯罪行为强加于被害人时，其所侵害的又何止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，而连这种物质损失都尚未弥补的情况下，罪犯又岂有权利享受除生活必需以外的物质生活呢?法律判决其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不是仅及于过去，还理应及于将来，在其未履行完毕这种义务时，将其所得劳动报酬扣除必要开支后用于赔偿被害人的损失，是完全公平、恰当的。

　　其次，这是罪犯改过自新的直接体现和有效途径。改过自新首先应该表现为悔罪，而悔罪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对被害人的歉疚和期待弥补之情，否则谈何改过?而这种歉疚和期待弥补之情只有化为行为才真实、有意义。因此，罪犯是否积极参加劳动，创造财富并尽力将劳动所得偿还被害人，是其是否真心悔罪、改过自新的最直接表现方式。一个真心悔过的人，会因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而感到些许欣慰，相反，一个不思悔过的人，才会继续好逸恶劳、贪图享乐，无视自己所担负的赔偿责任，无视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和损失。此外，这一表现完全可以和罪犯在服刑期间的减刑、假释相挂钩，作为考察其是否符合减刑、假释标准的重要依据。这不仅可以促使减刑、假释的决定更科学、准确，更重要的是，还可以更大程度地调动罪犯劳动改造、创造财富赔偿被害人的积极性，使其在服刑期间更深地感受到劳动的意义，达到罪犯自新和被害人受偿的双赢局面。

　　最后，这是使被害人谅解，达到社会和谐的有效办法。钱多钱少是能力的问题，态度往往对被害人有很大影响，如果罪犯能在犯罪后穷尽所能，坚持不懈地逐步赔偿被害人，表现出悔罪的诚意和决心，相信会化解大多数被害人与罪犯之间的仇恨，使被害人能在一定程度上谅解，避免以怨报怨，达到社会和谐。此外，罪犯的赔偿数额虽然往往并不多，但或多或少能使被害人免予经济上的极端困境，避免因此产生新的犯罪。

　　(作者单位: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