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刑事律师

　　8个永远消逝的生命，5个至今还在病床上的孩子们，是不是用郑民生的死就能聊以慰藉呢？500万元的赔偿根本难以执行，还有什么能给予受害家庭安慰？惨剧过后，他们如何开始新的生活？连日来，记者走入了这些受害家庭。

“昨天才告诉陈昕，她的好朋友陈佳慧走了。”陈昕在惨案中受了重伤，妈妈一直不敢说出噩耗。陈昕好像懂了，又好像没懂，“说到佳慧，就很沉默。”

　　伤逝

　　第一个倒下的陈佳慧

　　3月23日那天，天气温暖。对孩子们来说，“太阳又睁开了眼睛”。陈佳慧每天都起得很早，6时多就起来梳洗，然后自己一人步行十几分钟去学校。陈佳慧的妈妈范秀珍伤心地说，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，那天走的时候都没来得及抱抱她可怜的孩子。

　　看着孩子在QQ空间上的留言“我比太阳早起，比妈妈晚睡，为了要上清华！”“要听妈妈的话；要听老师的话；要听大人的话，自己只能有梦话，长大创造神话。”范秀珍忍不住眼睛又红了。

　　在父母朋友眼里，她是一个活泼开朗，乐于助人的好孩子。同时，她的学习成绩也很棒。出事那天，她是值日班长。“她和你讲话的时候，喜欢歪靠在你旁边，向你撒娇”，回忆起这些细节，父亲陈忠青的嘴角不由翘了起来，一直以来，这个女儿都是他的开心果和骄傲。

　　可那天早上7时26分，小佳慧结束了自己在人世间的10年。和往常一样，因为早到，她和同学们一起在校门口等着学校开门。十几分钟前，她还天真地微笑着回答一位叔叔：“学校是7时30分开门。”十几分钟后，这位身着白色秋衣、手拿外套的叔叔就在身后结束了她的生命。

　　郑民生先从背后抹了陈佳慧的脖子，接着顺手抓住她的同班同学陈昕，一刀捅下去。陈昕下意识地用手去拔刀，结果胸部、手部都受重伤，被抛在路边。

　　接下来，尖刀无情地捅向侯传杰、刘卢毅、刘晓泳、陈楚柠、吴雨萱、周禹笑、柯翠婷、彭飞、欧阳宇豪、黄舒婕、张雪钦……

　　困境

　　8条小生命5个独生子女

　　虽然郑民生已经判了死刑，但对这些受害者的家长们来说，现实的变故让他们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去面对未来。

　　失去了唯一的孩子，受害学生彭飞的父亲彭昌华声音很低沉，“现在家人的情绪都还很不好，请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需要安静一点。”夫妻二人都是工厂的职工，痛失爱子给本不富裕的家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打击。

　　而侯传杰的父亲侯家希更是因此一病不起。出事之后，本来就患糖尿病的侯家希血糖一下子飙升，不得不入院治疗。儿子的死亡对他的家庭来说，是摧毁性的——夫妻俩均已40岁有余，妻子已做节育手术，无法生育。侯传杰是两人唯一的孩子和未来的希望。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侯家希气若游丝，他作为顶梁柱，全家就靠他一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收入，妻子无职业。“将来谁来养我们？”

　　失去了独生女儿陈楚柠的母亲黄金玉则说，因为女儿的死，丈夫也因情绪问题失去了工作。他们现在打算去领养或者寄养一个孩子，“心已经折磨透了”。

　　周禹笑的父亲因为独生儿子的死，带着全家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。“家人情绪还很不稳定，暂时留在外地疗伤”。

　　看着独生儿子欧阳宇豪在校门口被刺的黄宝珠，则到现在都不愿接受这个事实。

　　事故发生后，陈昕的父亲就一步也没离开过医院。现在陈昕恢复得还算不错，即将拆线。

　　目前的状况，对这13个家庭来说，是无法挽回的。而同时，作为学校的学生们，也都在静静地疗伤。

　　疑点

　　难题

　　学校责任如何认定

　　“学校的责任不可逃避”，著名公益律师郝劲松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，“学校有过错。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分析，当学校门口的学生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，这个场景会给凶手一个心理诱因。如果当时校门口的学生比较少，那么罪犯很有可能会选择其他的地方。”

　　事故发生后，关于学校是否应该承担责任，在法律界不存在争议，意见出奇一致——有律师说，“事发地点属于校园管理的延伸区，地板砖都是学校铺设的，本来就是学校的财产。学校应该承担责任，这是有法律依据的。”

　　就拿第九位受害儿童柯翠婷来说，她都已经跑到了学校值班室门口，那里有一个1.2米宽的小门，如果当时这扇门是打开的，她就不会被害。另一名受害儿童欧阳宇豪是在校外被捅了一刀后，跑到校内的门卫处求救，在那里被追到再捅一刀。“后来尸体被抬到校门外，那就说学校没有责任了？”

　　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为学校应该承担责任，受害人之一陈佳慧的父亲陈忠青说，“孩子们都不在了，现在赔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讨个说法。直到现在学校都不承认自己有责任，这是家长们难以接受的。”

　　“‘从重’、‘从快’地审理完本案，从政治和刑法的角度来说，是基于本案的特殊性和严重性，所以没有把学校作为责任人拉扯进来。”本案的受害人代理律师之一、南平全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邱树华解释说。

　　目前，受害学生家长们坚持另聘律师，追究南平实验小学的连带民事责任。然而，也有家长说，“我们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
　　难题

　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履行

　　“郑民生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，并判附带民事赔偿合计500万元左右。每个死亡孩子家庭应受40万~41万元不等的赔偿，伤者家庭1万~3万元不等。”在4月8日判决宣布时，郑民生一再表示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要面对这么多悲痛的家长，他愿意承担这些赔偿。可是他也同时表示，自己身无分文，没有财产。这意味着500万元的赔偿将成为“挂在墙上的一块饼”。

　　“500万元成空判”，让这些受害者家庭再次陷入深渊。“应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补偿制度，全国仅一两个试点是不够的，应在全国迅速推开。”郝劲松呼吁，政府有义务向受害人提供经济补偿，各地政府都应该合力把这个做好。

　　据了解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，韩国和日本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该项制度，而中国还在探索中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实际获得赔偿的不足20%，有的地方甚至不足10%。近年来发生的马加爵案、邱兴华案、张君案、黄勇案等，被害人家属基本上没有得到赔偿。

　　南平惨案再次把这项制度建立提到了“眼前”。万鄂湘说，现在可考虑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，纳入各级财政预算。

　　建议

　　应加强学校的警力配备

　　另一方面，对南平实验小学来说，事件无异于打下一针代价惨重的预防针。近日的放学时间，案发地点实验小学门口排起了一条汽车长龙，家长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走出校门的孩子。校门口增派了几名保安。

　　就在南平惨案还没平息的时候，广西合浦赤脚医生连砍4名小孩1名老人的事情又发生了。

　　4月12日下午4时许，在西镇村附近800米的村路上，一名男子用菜刀连砍7人，造成一名8岁男孩和一名80岁老妇死亡，另有两名小学生、一名学龄前女童及两名村民受伤。